《鬼歌的时代》 李花朝
有人说：作家总是生活在记忆当中，这也许有些道理。
记忆是个人喜爱的关注，这种喜爱是永驻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一种生命脉象，一种人生味道。让心灵在记忆的屏幕上停驻，那是人性的本能，或说是人性在生命过程中的需要，是人性的安抚和丰满。
我经常回味过去，让记忆历久弥新。因而，在记忆的镜头里，我放纵着自己，让一些事物如庄稼般，一茬又一茬地呈现。
童年生活在乡间，那也许是一段贫穷而辛酸的日子。说是也许，是自己年幼，还不具备品味酸甜苦辣的心性，少年不知愁滋味嘛。常处半饥饿状态的肚皮和补丁挨补丁的服饰没有引起我们过多的关注，更没有诅咒和不平。我们唱着小曲，哼着花鼓调，平淡而轻松的迈着生活的步伐，光着一双脚，在泥沙柔软的道路上，充满心性地安度时间，享受空间。
这是一个时代的水准，是大众对时代的接受。接受是一个高尚、和谐而美丽的词藻。对于时代来说，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等等，接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有了认同，便有发生、发展和蕴床。比如说书，醴陵人叫做“讲古”，最初只是一些读书人的自觉，或者是一些没有读过书的人的需要，在闲来没事时，没话找话打发时间的一种消遣方式，而后逐渐形成为一门“说书”的艺术形式。用现代商业用语来说，便是市场供求关系平衡的需要，或是市场连接的理想方式，从而蔚成了风光火热的市场状态。
余秋雨先生谈到过，在过去的岁月中，唐诗、书法、戏曲，曾长时间在中华民族风行，并形成了群体性的痴迷群体。而在醴陵，在醴陵这个小地方，在这小地方的布衣百姓，唐诗、书法是种奢求，对此，一介草民只能仰视，难以触摸。戏曲不一样，它有广阔的发生方式，只要你愿意张嘴，只要你愿意舞手蹈足，你就能哼上几句，你就能扭上几下，像模像样也好，滑稽可笑也行，乐己赏心，娱乐更妙。
少年的乡间，没有“流行”二字，却常有几首曲子在耳边萦回。听得最多，唱得最多的是《满哥唧鬼》。因而，在写本土文艺时，自然就把我的目光锁定在这首欢快、幽默、风趣而充满情感的小曲上了。
这是我个人喜爱的关注，也应是醴陵人的关注。一首简单的小曲，竟在一方水土的上空飘荡几十年，里面肯定透露着这方水土的个性秘密。
《满歌唧鬼》是一首节奏明快的歌。
《满歌唧鬼》是一首充满浪漫情调的歌。
《满歌唧鬼》是一首独具地域风情的歌。
这首歌，在上世纪50年代，“湖南省民间业余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表演奖，并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
这首歌曾风行海峡两岸，让全球醴陵老乡如醉如痴。
这首歌曾从醴陵唱到北京。在怀仁堂里，唱给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副主席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
这首歌不但百姓喜欢唱，歌唱家更加喜欢。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都曾多次播放过《思情鬼歌》的精彩演唱。歌唱家叶茅、廖沙夫妇更是情有独钟，把《思情鬼歌》作为他们夫妇的保留节目。还是这首歌，省工人合唱团把它改编成合唱参加全国合唱节，获得银牌奖。天津音乐学院唢呐演奏家、教授范国忠先生把它改编为交响乐，准备参加国际音乐节。
这是一首普通的歌。
这又是一首神秘的歌。
这更是一首充满魅力的歌。
它普通在那里？它神秘在那里？它的魅力又在那里呢？
醴陵是块不平凡的土地，有着热烈而深沉的文化底蕴。清朝末年，左宗堂传学醴陵，为醴陵地域个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醴陵人以其鲜明的叛逆精神直指社会现实，从而成就了醴陵人活跃的思维品性，使醴陵人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大地上创造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
同时，醴陵人还是一个心性的群体。只是在过往的岁月中，我们的目光太多地注视着那些充斥着金戈铁马的翻腾岁月。那是一些狞厉、粗糙、高涨激昂的音符。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火烧火燎的日子里，仍有另外一种声音在轻轻地抚慰着心灵荒漠的人们，那便是悠悠咽咽的二胡声。于是，《思情歌》。《十月唧飘》、《吴燕花》、《满歌唧鬼》等民间小调，在醴陵的民间悄然而生，悄然地蔓延，悄然地深入到布衣百姓的内心深处，填补着人们内心的空白，安慰着人们的精神领地。
我着重用二胡来作为醴陵民间音乐的标志性记忆物证。原因有五：首先是二胡的音韵有广阔的情感叙述空间，悲也好，喜也好，只要双手操起，就能把个人的情感转换成如醉如痴的音符，如泣如诉地让个人的情绪得到排解。其二是二胡的音色纯净而柔美，悠扬而细腻，很得人们的心理感同。其三是二胡能准确的把握醴陵的调式。醴陵方言含有五声音调，宛转顺畅，悠然丰满而清新自然，结合在行腔中更是优美动听。其四是使用方便。二胡身小灵便，随手即能开端，收场也很简便，而且，醴陵的民间小调用二胡演奏时，大多不许换把位，演奏起来自然容易一些。其五是制作简单，一张蛇皮，一个竹筒，一根木棍，二条牛筋，基本上就能制造一把二胡了。因而，二胡便长时间占领了醴陵乡土音乐的领地，而且延续至今。只要我们行走在乡间的屋舍中，就能轻易地见到挂在墙壁上或床架上的二胡。
谈到二胡，又让我的思绪飘入曾经生活的小村。
小村面向渌江，背倚青山，精致而宁静，清淡而安详。这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很容易让小调生存，很容易让二胡生存。特别是明月的夜晚，最好是秋天，在月光清幽的光辉中，天空深得感人的空旷，凉爽得微风牵出收获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的树木下，优雅的二胡便成了真实的伙伴，成为场景中独一无二的表白者。此时此刻，二胡作为惟一的主体叙述者，把生活的情趣，人性的感悟，一板三眼地尽情倾泻，让天地变得更加幽静而空灵，让人生变得更加纯净而虔诚。天地在全神贯注着，人们在全神贯注着，整个世界都被二胡的声音所充实，优雅而丰满，低沉而宛转。在宁静的氛围中，穿透时间和空间。
在这里，《思情鬼歌》的生存方式大概有三种吧。第一种是张口即来的清唱式，那便是人们在行走中，在劳动中，在房屋里，一时兴起，或亮嗓高歌，或轻唱低回。第二是琴声悠扬的清闲式。这主要是在闲下来时，操把二胡，翘起二郎腿，就可开演。可自拉自唱，也有闻琴声伴唱者。第三是舞台演出式，一男一女，青年扮相，一招一式，眉目传情，火辣有味。我想，《满哥唧鬼》能普及和传播，应该离不开第三种方式吧，正是舞台演出时幽默风趣，火辣热情的表演感动听者以及曲调的优美动听，才使大众乐于接受，易于接受。从而，也使这首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
对于《满歌唧鬼》的起源问题，也曾有过争议。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首先让我们重温歌词中一些有时代烙印的句子吧。“昨日搭个信……害得呀妹妹……眼望穿”、“你与别个……有交情……”、“……你几时会下省……要与你的妹妹……买东西”、“买一把唧梳子，相送我哩满哥哥……梳西装”、“敲敲唧坎坎子……轻轻唧脚步……后门唧进……我想到你家走……恐怕门前……人眼多……”
读过这些歌词后，我最先想到的是醴陵人直指社会现实的叛逆精神和活跃的思维品性。歌词的作者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从醴陵的历史脉络中或许能找寻到一些信息。
我们清楚，醴陵地域个性随渌江书院几百年的文化滋养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基本成熟，醴陵人对社会的敏感能力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极至的彰显。在此之前，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方式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简直是辱没祖宗、家门不幸的奇耻大辱。然而，随着大的历史背景的推进，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复苏，醴陵人以其准备长久的积极心志，投入到社会改造中去了，这已是历史不争的事实。自然，背叛封建婚姻制度应是当时青年才俊的当然行为。此为其一。其二，在醴陵，西式发式较为普遍的现象最早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三，把梳子作为一种情感礼物送给恋人，以及下省给恋人买东西，担心恋人有其他相好和以敲窗户为信号，轻手轻脚地从后门进入恋人家与恋人相会情景，说明自由恋爱还只是一种暗中涌动的新潮流。因而，《满哥唧鬼》最早写成应在30年代。而上省城为恋人买东西，说明恋人家还得有一定的实力和有上省城的机会。上省城也应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因而，小曲的起源地应该是在城区。而且城区是新潮思想最早的接纳地。推进新思想也应是文化和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域。因而，《满哥唧鬼》源于城区应有一定的道理。
我不喜欢外地人称醴陵人为“醴陵鬼子”，那怕人家用一种赞赏的口吻称呼，我也不喜欢。在我的意识里，“鬼子”是强盗，“鬼子”是对侮辱我们民族的日本人的特定称呼，这里面包涵着沉甸甸的血泪和横眉冷对的抗争。
醴陵人不是“鬼子”，醴陵人是“鬼唧”。“鬼唧”的意思若用普通话来翻译，就是鬼精灵。“鬼子”二字说出口显得很硬，而“鬼唧”就不同了，“唧”字的尾音好听多了，亲热多了。
“唧”字在醴陵的方言中是用得最多的一个尾音字，没有意义。老唧、公唧、婆唧、哥唧、嫂唧、伯唧、叔唧、婶唧、伢唧、妹唧以及对当代青年男女的称呼“生伢唧”等等。
醴陵人还有一种语言表达习惯。称赞人用“鬼”，揶揄或埋怨也称鬼。比如：“各答鬼搞得好”、“各答鬼唷”。而且，随着语气的不同，一句话就能读出两种相反的意思，如：“各答鬼唷”。当人满脸笑容，快捷地直呼而出“各答鬼唷”，那是赞赏；而当人板起面孔，冷言冷语地说出“各答鬼唷”，那说话人的心中肯定透着不满。
《满哥唧鬼》中的“鬼”字肯定是一种赞赏和喜爱之词了。其实《满哥唧鬼》是民间的随意叫法，（也有叫《满哥哥鬼》的）而最初的名字应是《鬼歌》。在50年代挖掘传统节目时，以免别人误解，收集整理的工作人员便在“鬼歌”二字前加了“思情”二字而变成《思情鬼歌》。《思情鬼歌》这一称呼在醴陵叫得较少，而《满哥唧鬼》和《满哥哥鬼》叫得最多。
还是来回味《满哥唧鬼》的歌词和曲调吧。
歌词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情意绵绵，直抒心迹。曲调则活泼火热，幽默风趣而又情意绵绵。
歌词全部采用醴陵土话演绎，俚俗味极浓。其中的鬼、个、哩、呃、呀、月光（月亮）、坎坎子（窗户）、搭信、哪、讲等，都是十足的醴陵俚俗口音。语言则通畅顺口，易学易记。
歌词对当时男女自由恋爱的心绪、情感及表达方式描述到位，非常细腻，而且很具时代特征。
再看《满哥唧鬼》的曲调。
我曾与朋友们开玩笑说：能讲标准的醴陵话，不需曲子，就能把《思情鬼歌》唱个八九不离十。我很佩服创作者的匠心。如果不信的话，就拿第一句“我哩满哥哥鬼呃”来说吧，你把这句醴陵话拖点腔，拉点调，自然就成了一段音乐了。而且，你以同样的方式继续分析其他句子，基本上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可以说《思情鬼歌》的曲调与歌词达到了和谐而完美的统一。也就是说，作曲者是在充分研究了醴陵人说话的语气、语调、语音节奏的情况下，才动手创作成这首小曲的。我想，这也就是《思情鬼歌》能在醴陵红极一时，且常唱不厌的秘密所在了。
前面已经隐约地谈到了《思情鬼歌》的作者，在这里我还想多写几句。
我把《思情鬼歌》的起源定位于城区，是有另外一种考虑，民族文化的普及往往有着文化人的介入。况且，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时，文化人都不会隔岸观火，相反，会按捺不住激昂的情绪，投身到变革的实践中去。我敢说，《思情鬼歌》的产生，绝对是文化人为已展开的推进社会运动的刻意之作。况且，中国的戏剧文化已有很高的文化品味，何况湖南的花鼓戏也早已浸漫了醴陵这块土地，因而醴陵的文化人必然会在这样的场景中显示他们的文化良知，不遗余力地在所能利用的空间中表达他们的精神强度。
其实一切变革，一切新兴的社会运动，其最理想的方式是植入广大人民的思绪中和心胸中。《满哥唧鬼》的作者不愧为一个煽情的高手，他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把住了人们内心的需求和向往，他以足够的精神气质、精神强度和地域的文化风韵制造他的作品。他是一个高手，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气质进行处理和熔炼，渗入到醴陵的世俗气息、市井气息中去，让枯燥的思想俚俗化。
俚俗是大众的需求。醴陵人崇仰文化，但醴陵人拒绝“载文”（卖弄文墨）。在文化方面，醴陵人比较实在，这也是直爽醴陵人的真性情。《满哥唧鬼》正好迎合了醴陵人的这种心理。虽然，后来醴陵的创作者们也辛勤地捧出一些作品，但大多没有得到乡亲们的认同。当然，有一首小曲《乡里妹子进城来》在醴陵传唱开去了，而且在醴陵的天空中久久地回荡。
有人说，民间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很诚恳地接受这种说法，甚至为这种说法而感动。因为，醴陵人抓住了这一点，才让自己土生土长的文化小饮，在文化大餐的宴席上获得了青睐。这既是原创者的荣幸，又是再创者的幸运，更是醴陵人满怀幸福的美事。
谈到醴陵的小曲，还不能丢下《十月飘》，乡村人大多称《十月唧飘》。看来醴陵人出口就不会落下“唧”字，这个“唧”字用在醴陵的方言中，让语气变得随缓，让语言变得柔和而有韵味。
在醴陵，大凡满了40岁的人们都没有忘记《十月飘》吧，不过，它却没有《满哥唧鬼》那么幸运，没有堂而皇之的“进城来”，仅仅在醴陵的天空低回。
用“低回”二字来形容《十月飘》在醴陵的传播状态，似乎是恰当的比喻。这是一首诫勉小曲，与《满哥唧鬼》有着绝然不同的风格，它的音乐非常柔美，柔美得有些让人于心不忍。特别是女性演唱时，真能让人听出一把鼻涕一把泪来。这也情有可源，旧时的社会，“奴”是没有地位的，而从自己的嘴中吐出“奴”字来则更能让人体会到太多的懦弱与无奈。我完全理解创作者创作时的心态与情绪，而对残酷的现实，他（她）想呐喊几声，然而，他（她）没有十足的中气，喊出的气流在喉咙里一梗，吐出的却是猫子声。尽管如此，《十月飘》还是流行了，它毕竟是一首有良心的小曲。有良心的作品自然会被有良心的人们接纳，何况《十月飘》还是一首短小精悍之作，不但曲调优美而且歌词易懂易记，唱一唱也能调节一时兴趣。因而它能流传也就理所当然了。
应该说《十月飘》的艺术性不亚于《满哥唧鬼》，它之所以没有得到公正待遇可能与它本身的曲调风格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歌词内容向上，但曲调太低沉了，低沉得与解放后的社会氛围相差得太远。因此，它终究只能作为文艺小饮而留在它的起源地——醴陵。确实，《十月飘》歌词本身也有与新社会不相合拍的地方，如“奴”字的写入就明显地道出女性低人一等的不正当待遇。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是决不会接受这个“奴”字的，这恐怕是《十月飘》的又一遗憾。
《思情鬼歌》的长盛不衰，应该说是赶上了时代，是时代推波助澜让《思情鬼歌》红遍醴陵城乡，且一直留驻在醴陵人民的心中。
上世纪50年代之前，《思情鬼歌》留传并不广，只在少数民间艺人之间传唱，这一点我在采访中也得了证实。我采访的几位满80岁的城、乡老人，他们在幼儿时或青少年时都对此歌不太熟悉，有的听戏班的人唱过，有人甚至听都未听过。
《思情鬼歌》红火起来是在50年代末期。1957年7月，该曲晋京演出之后，不仅获了奖，还献给了国家领导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份荣誉肯定会让人激动和兴奋。何况，此时，中华民族正处破旧立新、建设新社会的热潮中。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倡导文明婚姻行为，已作为全社会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政治运动，《思情鬼歌》的歌词积极向上，曲调昂扬、活泼，充满喜剧色彩。因而，《思情鬼歌》贴近了时代的需要，迎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于是，醴陵的各类戏班，特别是县级剧团，纷纷排演《思情鬼歌》，县剧团还下乡演出，从而，使《思情鬼歌》这首歌在醴陵传唱得深入而广泛。醴陵人民也被这首幽默风趣、具有浓烈的醴陵本土气息的小曲所感动，痴迷性地成了这首小曲的追逐者。
